符号学是20世纪诞生的一门新学科，但符号观念与符号思想中西古今亦有之。西方如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症候符号思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语言逻辑符号思想等。东方如古印度的因明学亦包含丰富的符号思想。中国自先秦时代，先哲们就开始探讨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如易经中用卦象符号来标示万物、预测吉凶，开中国符号应用之先河；先秦诸子则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讨和深化，如儒家的“正名”符号思想，道家的“无名”符号思想，名墨二家名实论中的符号思想。战国后期，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则对先秦符号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与提升。总的来说，先秦易学与诸子学是中国古典符号思想的一大宝库，发掘先秦符号思想，在发展中国传统学术、促进中西学术对话、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力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也是迄今第一部对先秦符号思想进行系统总结的著作，具有较大的开创意义与现实意义。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研究，学界前辈多有发现，如李先焜、孙中原等对先秦名家、墨家等符号思想的探析，筚路蓝缕，功莫大焉。但是这一辈学者多是从逻辑哲学角度切入，诸多问题没有展开，亟需拓展深化。本书作为第一部全面探讨先秦易学符号、孔孟符号、老庄符号、名墨符号、法家符号思想的著作，力图在学界前贤的研究基础之上，将这一课题系统化、深入化，有以下积极意义：其一，对于易学符号而言，不仅对其“观物取象”“观象设辞”符号系统的生成建构进行分析，更注重其中对释义元语言的探析，分析先秦符号思想的形式特征，以及这种符号思想的形成与对中国传统诗学释义理论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见。其二，对于孔孟符号，注重从发生学的角度探析儒家符号思想产生的原因及意义，以及儒家礼乐符号系统的特征，特别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礼乐文化符号的态度、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孟子的释义理论也进行了探讨。其三，于老庄符号思想而言，将其符号思想进行了语境的还原，探析了他们的礼学、名学符号思想的特征，同时注重对其学术旨趣的辨析，如对老子“无名”符号思想产生的根源与现实针对性、庄子“言意之辨”中展现出的对语言符号发展的深层忧患的缘由等都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探析，而对于当今符号泛滥的社会现实，重提老庄道家符号思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四，于名墨符号思想而言，除了对其“正名”“名实”“指物论”等符号思想进行探讨之外，还将名墨二家的名辩概念与西方符号中的“能指”“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着力探寻其中的异同，而不仅是简单比附，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符号学的一次“正名”，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启示意义。其五，对战国后期荀子、韩非子的符号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荀子作为儒家向法家过渡的重要人物，其符号思想既是对儒家符号思想的总结，又有新变。孔孟关于仁与礼的符号思想，出自其“性善”的哲学理念，因此讲求内圣外王，以发自内心的对传统礼乐文化符号的尊崇为主，其发展脉络为由宋元理学到阳明心学；而荀子的哲学理念为人性本恶，需要用外在的权力来规范人遵从现实生活中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思想发展到极致，则是法家代表韩非符号思想的出现。法家学者对儒家符号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新变，其刑名法术之学的符号思想及其学术旨趣等方面也将在这个章节得以梳理。